

一 |
(原文发表于4月20日,作者为The Athletic网站的快船队记Law Murray,文章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)
快船一鼓作气冲过了常规赛的终点线,起初这个赛季在外界几乎无人看好。 “牺牲者也要反思吗?” 近期上映的电影《爱的暂停键》给观众带来某种情感层面的不适。为了避开附加赛,这支拥有老将班底的球队必须激发出更强的求胜欲望与紧迫感。

二 | 他们确实做到了,赛季最后21场比赛豪取18胜,包括收官阶段的8连胜。

三 | 电影中二婚四娃、无力专注工作的女主角 Maria,在婚姻与育儿的琐碎中独自挣扎,去趟超市都状况百出,还因银行余额不够窘迫到打电话借钱付款。 她感觉自己付出了所有,却换来了丈夫的疏远,指责她有“情绪管理问题”;两个大孩子对母亲疏于照料而不满,不愿忍受她的坏脾气,宁愿搬走和她的前夫生活。 当丈夫最终提出离婚时,她的世界崩塌了——“明明该感到委屈的人是我啊,我什么都牺牲了!” 直到走进了心理咨询室,她才发现原来“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也负有责任”。她早已深陷于一种“受害者叙事”而不自知,她常常使用情绪暴力绑架亲人,会通过让丈夫产生“内疚”来控制他不要离开自己。通过在勇士主场大通中心加时击败对手,快船锁定了西部前六席位,从而获得了五天休整期。 在女主身上,很容易看到我们周边不少人的影子。

四 | 电影看似是一场婚姻矛盾,实则是女主从“怨妇”到觉醒者的内在成长。
“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看衰我们的?不是说我们只能拿30胜吗?”鲍威尔当时在勇士客队更衣室里对着所有人说道。 故事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此。这呼应着电影的英文名“Loveable”,比爱更难的是,普遍存在着的“被爱的不耐受”——正如热评所言“从未被真正爱过的人,一生都在试图证明爱的不可靠。” 在媒体采访中,导演莉莉娅说,“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她倾向于去扮演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角色,到后来她开始让自己真正地去感受这些痛苦、直面这些痛苦,认清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位置。”[1] 真正拥有主体性,要求你认识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,但又不能永远停留在“受害者心态”。
这支快船击碎外界质疑,成为西部五支近两年均锁定季后赛席位的球队之一,堪称精彩绝伦的逆袭故事。 什么是受害者叙事? 在这部电影的评论区,存在这样一种常见的争论: 为什么付出的人被困住,还要被判定有错之人,需要她“向内反思”,甚至近乎“PUA自己”,才能获得成长? 这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吗? 其实,心理学视角下,电影聚焦于女主的内在成长,指向的并非对个体的指责,而是延展性探讨了一种普遍存在的、内化的认知模式——“受害者叙事”。这是由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·塞利格曼提出的概念,是“习得性无助”理论的延伸。[2] 它描述了我们如何理解好事和坏事发生的不同路径: 悲观的解释风格(受害者叙事的温床): 对坏事进行内部(是我的问题)、稳定(这会一直持续)、全局(这会毁掉我的一切)的解释。 例子:失恋后想——“我这个人毫无魅力(内部),永远找不到真爱了(稳定),我的工作和生活也因此一团糟(全局)。” 乐观的解释风格: 对坏事进行外部(有环境因素)、不稳定(这只是暂时的)、特定(只是这件事没做好)的解释。

五 | 从队内球星到教练组再到最年长的老将,每个人都明白眼前的机会部分源于过去的努力。
“这是实现终极目标的又一次机会,”35岁的哈登在近日训练中说道,“你懂我意思吗?这绝非理所当然。 拥有这种叙事风格的人,会倾向于: 将负面事件归因于外部、稳定且不可控的因素(“都是Ta的错”、“世界对我不公”、“我天生就不幸”)。很多球员终其生涯都无缘季后赛,所以我永远珍惜每个时刻,每场比赛、每个回合、每个系列赛都是独特的战斗。必须保持专注,就像我说的,既不过度亢奋也不妄自菲薄,这又是我创造非凡的契机。

六 | ”
快船主教练泰伦-卢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个机会。
“我们本赛季经历了太多,鲍威尔缺阵了22场,莱昂纳德缺席近50场。但球队仍能稳住阵脚拿下西部第五,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团队特质。 自我定位为无辜的、无力改变的受害者,通过强调自己的无辜与无力,从而免除自己的心理责任。”泰伦-卢教练表示,“我为队员们感到骄傲。 反复咀嚼痛苦,陷入“反刍思维”,但缺乏建设性的解决方案。像哈登和祖巴茨这样带着伤病作战的球员,正式他们日复一日坚持奋斗球队才能走到今天,这对球迷、对球队、对所有球员都意义重大。

七 | 打进季后赛永远意义非凡,因为你获得了争夺总冠军的入场券。 于是,一个“受害-抱怨-继续受害”的循环便形成了。

八 | 反刍(rumination) 是一种持续的思维模式,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、以过去为主导、集中于负面内容,而且很容易陷入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。”
“能保持健康走到这一步让我心怀感激,队友们在收官阶段的表现太出色了。”33岁的两届总决赛MVP莱昂纳德说道,过去四个赛季的尾声和本赛季初段,他都因右膝伤势困扰而缺席,“我绝不想辜负这个机会,要竭尽全力打出最佳表现,享受比赛乐趣,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。

九 | ”
如今,“掌控球权”这个词成为了快船G2开打之前的关键课题。

十 | G1做客掘金主场,快船曾在上半场还剩5分11秒时手握15分优势,可以说完全掌控了比赛走势。但随后快船逐渐失去对球权的掌控,全场出现20次失误并让对手抢下了12个进攻篮板,最终在加时赛以110比112输掉系列赛首战。消极情绪停留得更久,不仅会影响我们行动的能力,更容易产生对他人的强依赖与攻击性,造成身边的人际关系冲突,从而损害社会支持系统。
莱昂纳德全场出现7次失误(创个人季后赛生涯最差纪录),其中最致命的当属终场前33.5秒时在快船替补席前的丢球。

十一 | [4] 陷入受害者心态,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,也更容易提高抑郁等精神健康风险。当时掘金控卫贾马尔-穆雷单人防守莱昂纳德,将球拍在后者身上出界导致球权转换,这次失误不仅葬送了快船96比95的领先优势,还消耗了挑战机会和一次暂停。

十二 |
“他(穆雷)打到了球,”莱昂纳德赛后解释道,“然后球打在我身上出界了。”
还有一幕注定成为掘金球迷的经典记忆:约基奇为争夺球权与快船首席助教杰夫-范甘迪、资深训练师杰森-鲍威尔纠缠的场景,恰似两年前季后赛约基奇与太阳老板伊什比亚的冲突重现。
“我们必须打得更果断,加强进攻侵略性,”自2023年11月以来首次在掘金主场打比赛的莱昂纳德总结道,“就这么简单,大部分失误都是我们自身造成的,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快船刚开始备战首轮系列赛时,中锋祖巴茨被问及2020年西部半决赛失利的阴影是否仍有影响。那轮系列赛快船曾一度3比1领先,随后三场都在手握两位数优势的情况下遭逆转,错失队史首次西决机会。
“毫无影响,”祖巴茨斩钉截铁地回答,“现在的我已是完全不同的球员,积累的经验会让这组对决呈现全新面貌。例如,一项针对 1300 名成年人的社区调查更是显示,习惯反刍的人患上抑郁症的频率是其他人的 4 倍。[5] 为什么我们难以走出“受害者叙事”? 1. 受害者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 为什么说导演的表达意图并不在于指责受害者?必须明确的一点是,受害者心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,往往来自个体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真实弱势地位,也是原生家庭沟通模式这一“微观缩影”代际传递的结果。 电影中其中一场争吵的戏,Maria 的丈夫出差了 6 周,她在嘈杂的超市里应付着玩闹的孩子,信用卡里几乎要分文不剩,好不容易做完晚饭了,还需要叠了三把椅子去处理被安得很高的火警报警器,她整个人几近崩溃。 也因此,她才会在男主延迟回家后,选择在对方亲密的拥抱后快速冷漠转身,在他分享工作细节时打断,暗暗控诉他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席。 浴室里,男主向她表达爱意时,她刺刺地回答:“你总是丢下我一个人,简直是煎熬。”
外界长期对快船期望值偏低的部分原因,正是这类令人心碎的失利掩盖了他们的成就。虽然2020年失利的阴影与今年这轮系列赛无关,但快船需要用实际表现彻底埋葬那段历史。祖巴茨说得没错,如今他已是更出色的球员。

十三 | 作为现役效力快船最久的成员,他亲历过太多次季后赛折戟。
实际上,这支快船是赛季末段控制失误最出色的球队,他们常规赛的防守篮板率高居联盟榜首。”接着又开玩笑说,“我应该向警察举报你谋杀未遂,我今天差点就没命了。

十四 | ” 她拜访母亲时才意识到,一切事出有因。

十五 | 母亲开门就说“你很独立,我们家族的女人都很坚强”。她带了母亲最爱的茶,母亲却没有给出任何正面反馈。

十六 | 另一方面,掘金自3月17日对阵勇士一役后,再未单场迫使对手出现超过20次失误;再往前追溯到去年11月20日,这场对阵勇士的胜利也是掘金唯一做到这点的比赛。她在餐桌上坐下,母亲立刻开始指责她什么也不帮忙,像公主等待伺候,甚至脱口而出,“和你相处真的很有挑战性”。
快船将这场20天来的首败归咎于自身失误。 Maria 对母亲说:“你付出的时候并不快乐,我给你礼物你也不开心,就好像你永远在生我的气,好像你希望我离开,希望我难过,好像你想让我感到痛苦一样。” 原来她用言语暴力来获取存在感的沟通方式,来自代际遗传,而她与女儿在学校的冲突也是因为她被母亲要求“独立”的惯性,忽视了女儿其实很需要关注。快船很清楚比赛计划就是冲击内线,前19分钟他们禁区得分34比16碾压对手,但随后的比赛却被掘金40比26反超。
“我也在试图找出原因,”当被问及失误频发的症结时,哈登表示(他认为问题更多出在快船自身而非掘金的防守),“真的,我们得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,会通过录像分析改进,为G2做好准备。”
首战失利应当为快船敲响警钟。他们已不再是那支高歌猛进杀入季后赛的黑马,常规赛收官阶段展现出的细节把控与紧迫感必须在季后赛重新激活。 三代人似乎陷入了一种共同的困境:她们用以索取爱的方式,恰恰成了推开爱的行为。在无意识的传承中,她们将攻击与逼迫误解为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,从而重复着“渴望亲密”与“制造疏远”的悖论。 电影导演莉莉娅认为,女主 Maria 在原生家庭作为孩子时就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,她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成长,小时候父母和她的情感就非常疏离,真实情绪都被忽视了。这不该成为一种心理负担,毕竟这只是篮球,本该充满乐趣,尤其对于这些本赛季已证明过自己的顶级球员而言。 “因此,她在情感关系里面选择让自己扮演一个受害者以保护自己,而不是真正直面一个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,因为扮演受害者就可以去指责另一半,去向另一半表示愤怒”。
但如果快船自认为是一支能把握机遇的强队,那么这场比赛的20次失误(更不用说挥霍两位数的领先优势)就该是本轮系列赛的最差表现,这已是快船连续第四次在季后赛对阵掘金时领先两位数遭逆转。

十七 | 2.“受害者身份”隐秘的好处 在长期扭曲的关系中,那种因过度付出而委屈、进而指责对方的心态,是我们熟悉的一种防御模式。 因此,当被指出“你也有问题”时,这接近于创伤应激,第一反应往往是陷入下意识的愤怒还击,仿佛意味着有人试图压制你的反抗,无视你的委屈。 这说明占据“受害者心态”存在一些隐秘的“好处”: 获得同情与关注: 受害者的故事容易引发他人的关怀。 逃避责任和压力: 既然我是受害者,我就不需要为改变现状而付出艰辛的努力。
常规赛已成过去,对快船而言那是段辉煌征程,如今他们需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季后赛成色。 道德优越感: 我是对的,错的是别人/是世界。

十八 | 因此,当第二次坐在咨询室里时,丈夫缺席,女主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有问题的是对方,自己却要坐在这里。 咨询师问:可是他现在做什么对你来说并不重要,你现在必须照顾好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生活,你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你的事情,你的问题。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你扮演了什么角色? Maria:是他想离开的,你认为是我挑起的吗? 咨询师:你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是负有责任呢? Maria:有吧,我可能在其中占了一小部分。这支球队配得上更高期待,是时候打出与之匹配的表现了。
“我们整体状态不错,”泰伦-卢教练在G1赛后表示,“球队只需做好分内之事:保护好球权、限制二次进攻,能做到这些就没问题。

十九 | 咨询师:那我们就从你的那一小部分聊起。 但是,恰恰是走出受害者身份后,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才会真正出现。

| 而面对联盟转换进攻第一的球队出现20次失误,输球是必然的。 在咨询师的引导中,她渐渐意识到,原来当丈夫开心返家时,她选择了在亲密拥抱时先转身抽离,是为了让他难过。我们很清楚症结所在,必须做出改进。她渴望被爱,却总是在无形中通过言语与行动让对方内疚与难过,结果是将对方推远。”
原文:Law Murray
编译:李太白。 3. 通过“引发对方的愧疚”以验证自身价值 电影中,最经典的案例是丈夫回到家和孩子一起温馨玩耍,邀请她加入,但 Maria 选择上楼去叠衣服,并且用丈夫分不清孩子的衣服,一件一件羞辱对方,“控诉”他对家庭的缺席。

| 她内心痛苦而无法有效地接纳和处理这些情绪,只能采取经验性回避的策略——通过推开丈夫的关心(躲开拥抱、叫停分享)和进行“隐晦的攻击”(阴阳怪气),来试图控制自己内心的委屈与不适感。 这与她内心深处的一个核心负面信念有关:“我做得不够好,可能会被抛弃”。为了缓解这个想法带来的恐惧,她发展出一套扭曲的关系逻辑:“我想让他难过,如果对方感到了愧疚,就不会再认为我做得不够好。” 她无意识地将“引发对方的愧疚”作为维系关系和验证自身价值的手段。

| 正是这套认知模式,如同一个滤镜,不断筛选和扭曲个体的经验,将复杂的生活事件简化为单一的只关于受害的故事。 按下暂停键,如何重构人生叙事? 这部电影看似是在讲婚姻关系的崩坏,实际上还是在写一个不爱自己、内心觉得自己很糟糕的人,如何直面过往经历与创伤,学会勇敢地爱自己。 导演在采访中写道,我们的流行文化很推崇“爱自己”这个主题,从某种意义上是有些浅显的,很容易成为一种自我 pua。 在她看来,她爱自己的前提是先要认识自己,尤其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面,要去探寻“为什么我会不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,为什么我会这样抗拒自己”。 电影里 Maria 在经过了母女直面冲突后,发现“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声音说,我很糟糕”。当她对母亲说:“我并不坏,我有一颗善良的心”时, 她终于爆发了强烈的自我认定与自我觉察。 回到家后,导演使用了一段镜子自白来完成人物的成长。她终于看见了自己,直面痛苦,也真正生长出了“主体性”。她在镜子里告诉自己,你值得被爱。她向自己承诺,即便所有人都抛弃了你,“我也会始终站在自己的身边。” 1. 受害者心态很可能是一种禁锢 当主体性萌发,视角转换,内心的能量被激发,就不会再允许自己把自己囚禁在过往的创伤叙事中。 心理学家兼大屠杀幸存者伊迪丝·埃格尔观察到,“受害来自外部,受害者心态来自内心。”埃格尔认为,在某个时刻,我们会遭受某种痛苦或虐待,而这些痛苦或虐待是由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。但“除了你自己,没有人能让你成为受害者。” 我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,并非因为我们遭遇了什么,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坚守受害者心态。将自己禁锢起来,是内心的挣扎。[7] 2. 转向“幸存者叙事” 乃至 “行动者叙事” 要想走出受害者心态,重构自我叙事是必要的。叙事疗法创始人怀特和埃普斯顿认为,人之所以被问题困住,是因为他们内化了一个充满问题的“主导故事”。对于沉浸“受害者叙事”中的个体而言,这个主导故事是关于其无助、受伤和被动身份的单一叙述。叙事疗法为此提供了关键工具——“外化”,即将人与问题分离。其核心在于,把“我是一个受害者”变成“那个受害者故事正在影响我”。

| 这一转变看似简单,却能立刻创造一个宝贵的心理空间,个体不再是“受害者”本身,而是与“受害者故事”作斗争的主动者。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受害者身份的根基,为能动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[8] 在个体心理学之外,女性主义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更深层的支持。女性主义者莎伦·马库斯曾批判那种将女性描绘成纯粹无辜、脆弱无助的叙事,认为这本身就是在解除女性的武装,否定了她们的内在力量。

| 女性主义倡导的,正是从 “受害者叙事” 转向“幸存者叙事” 乃至 “行动者叙事”。

| 这不是否认伤害,而是将叙述的重点从“他对我做了什么”转移到 “我如何生存了下来”、“我如何与之抗争”、“我如何在此之后重建生活”。[9] 由此反观电影,其引发观众“观感不满”的原因,或许在于它没有提供一条外部救赎的捷径(比如,呼吁制度的完善,推动男性责任意识的提高,搞钱搞事业等),而是直面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真相:在结构性问题尚未消除的当下,个人的主体性觉醒是打破困境最直接、也最不可或缺的起点。

| 这并非否认结构性不公的存在,健康的反思不是为了认错,而是为了打破困境。这需要一种比抱怨更艰难的勇气——直视自身、并为自己命运负责的勇气。 在电影的结尾,女主与男主约在咖啡店相见,放下了修复关系的执念,“我说的话也不是想让你内疚,我想让你知道,如果你想离开,你随时都可以。” 玛利亚开始正视自己脆弱的那一面,开始允许自己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表现得非常脆弱,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。她流着泪,向他坦诚自己的内在恐惧与自我厌恶,并向他道歉,“你关心在乎我这点,我以前不愿意相信 ,还逼迫你感到内疚,还批判你,把你抓得太紧。

| ” 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,女主 Maria 最后接受了这段情感危机最原本的面貌,开始正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,同时,在这个过程中也寻找到了新的自己,发现了自己新的力量。 她说,“我们分开也没关系,我也会过得很好。

| 即使没有你,我也应该面对自己的问题了。” 参考文献 1、导筒:《本月院线佳作,不能错过这部》 2、Abramson, L. Y., Seligman, M. E., & Teasdale, J. D. (1978).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: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.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, 87(1), 49–74. https://doi.org/10.1037/0021-843X.87.1.49 3、Why ruminators are poor problem solvers: Clues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dysphoric rumination. By Lyubomirsky, Sonja,Tucker, Kari L.,Caldwell, Nicole D.,Berg, Kimber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, Vol 77(5), Nov 1999, 1041-1060 4、Nolen-Hoeksema, S.; Wisco, B. E.; Lyubomirsky, S. (2008). "Rethinking Rumination" (PDF).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. 3 (5): 400–424. doi:10.1111/j.1745-6924.2008.00088.x. 5、Nolen-Hoeksema S. The role of rumination in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mixed anxiety/depressive symptoms[J].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, 2000, 109(3): 504. 6、Hayes, S. C., Strosahl, K. D., & Wilson, K. G. (1999).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: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Behavior Change. Guilford Press. 7、Eger, E. E. (2017). The Choice: Embrace the Possible. Scribner. 8、White, M., & Epston, D. (1990).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. W. W. Norton & Company. 9、MARCUS, Sharon. Fighting bodies, fighting words: A theory and politics of rape prevention. In: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. Routledge, 2013. p. 385-403.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简单心理,作者:Kira,责编:罗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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